第1175章 天王(1/1)

首发：~第1175章 天王

强调周之天下是太祖所建之宏业，已经是宇文宪最后的反抗了——连手段都算不上，他的权力触手被宇文护尽数折断，就连身边的宫伯和内史，都被换成宇文护的亲信，皇权莫说千里之外，连十步以内都都无法保有。

凡事有利有弊，他的反抗让周臣确认了宇文护权欲熏天的自私心理之同时，也让宇文护对他的管控变得不合理却合情，毕竟他要杀宇文护，宇文护的反应有所过激也是人之常情；试图劝谏宇文护收敛恶意的臣子都得到了一个血淋漓的下场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局面会持续多久，只能待“天时有变”，至于向好还是向坏变化就难说了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至少在新局面来临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会松口气。

黎明尚未到来，众人只能忍受黑暗，三位皇帝亲自演示了反抗的结果，臣子也只能无奈匍匐。

宇文宪打的是太祖牌，宇文护也不能从正面驳斥，因此轻咳一声，娓娓道：“陛下勿忧，沙场纷争、军队拉锯本就是常有之事。太祖率军与东贼战于小关、沙苑，皆获大捷，然河桥虽斩杀高敖曹，亦小损众于贼手，邙山虽获北豫州与虎牢关，然北军亦为东贼所破，临洮等五王被俘，国家损兵无数。”

“太祖英姿不世，算略无方，犹有此败，可知人力有穷尽时，庙算至臻，谨候天意，天若不允，反受其咎。昔得虎牢而失万军，乃立府兵，可见福之为祸，祸之为福，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，今暂失河东而与敌决战，焉知他日非我大胜东贼、兵临晋阳乎？”

宇文护毫不犹豫地提起了宇文泰的战败，堵住了宇文宪的嘴。

后人觉得北周虽然前期弱小，但后期执政得当，因此以弱胜强，但这种想法多是在胜利者的角度进行诠释，实际上宇文泰虽然在小关和沙苑大胜东魏，确立了西魏国基，但后期国力差距逐渐凸显，就使得河桥、邙山皆惨败于东魏军了，如果不是高欢临死前想要解决玉璧这个心腹大患，也不会遭到严重的惨败。

侯景反叛，高澄身死，这些都极大地损耗了东魏的实力，若说西魏是因为弱小而团结，那么东魏就是强大而膨胀，如果高澄不死得那么滑稽，或者有一个可以与娄昭君分庭抗礼、保护东魏整体格局的人在身边辅佐，那么东魏就不需要进行内部的权力竞赛，很可能提早消灭周国；娄昭君本该是这么一个人，甚至因为是女性和国主的母亲，应该比宇文护更称职，可在人不为己这条路上，宇文护连她的车尾灯都看不见，娄昭君的对手只能是坑死全族的吕雉和祸乱天下的武曌这两个神人。

所以在时人看来，周国的确远弱于齐国，这是立国之时根子上就有的问题，虽然会为了颜面不会公开否认，但真实的心理无法对自己说谎，因此周国远比齐国更需要强调正统和周礼——实力不够才更喜欢拿名分来凑。

晋王在东堂会议上指出，大周目前的发展瓶颈，是太祖时期遗留的历史性挑战与结构性矛盾的阶段性体现。他所主导的系列革新，旨在妥善解决这些先发性问题，为帝国的可持续繁荣奠定坚实基础。

而当前正在进行的河东之战，正是大周在迈向新时代过程中，所面临的又一次重要挑战与战略机遇。此次战争不仅是对我军战斗力的直接检验，更是对周国整体治理体系和应变能力的综合性大考。

晋王强调，在战局尚未尘埃落定之前，要对前期出现的小规模失利持以全面、客观、辩证的态度。应当看到，这些局部现象并非对全局的否定，而是周国在长期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磨砺。其存在的意义，恰恰在于为周人提供了宝贵的实战数据与历史经验，看清不足、补齐短板，最终将教训转化为胜势的基石。

因此晋王向全国发起号召，从皇帝至臣民，都要树立必胜的信心，以高度的历史自觉，在战场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答卷；每一次风雨，都将是灌溉“周国特色封建主义道路”的甘露，每一次挫折，都将是通往最终胜利的阶梯，在太祖创下的基业之上，这届朝廷正以坚定的决心和稳健的步伐，致力于为帝国开创一个更加稳定、持久与光明的未来。

宇文护与其幕僚早就准备好了通稿，无论宇文宪说什么，都要强调国家在蒸蒸日上、即便遭遇挑战也小心谨慎的执政态度，在这伟光正合的宣传口径之下，凡是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子都被视作对大周心怀不满之人，宇文泰遭遇危机而拿出的决断和勇气成了宇文护的绝妙盾牌，不断逼迫臣民们对周廷拿出信心，至于将来如何，总会给他们一副满意的答卷。

正因为宇文宪扣着太祖说话，所以才不能反对太祖时期的政策，而宇文护作为执政本尊，哪怕提出太祖曾经犯下的错误，也无人能对其进行惩处，只有他扣别人帽子的份，巧妙而强硬地将反对他的意见诠释为反对国家、反对太祖，因此哪怕是宇文宪，对此也只能无语凝噎：他纵是有诸葛孔明的辩才，面对这种批判的辩证法也无可奈何。

因此他只得放过这个话题，跳回另一个细节上：

“叔裕镇抚玉璧二十年，虽非河东总管，各郡实仗其威。玉璧既破，诸城纷陷，实是此然。朕哀叔裕之才，更痛柱国遭戮，故而欲追赠叔裕为王。”

闻听此言，宇文护面上的淡然维持不住，露出一缕怒色！

王，可是周天子的象征！

《礼记·表记》曰：“子曰：‘唯天子受命于天，士受命于君’。”

天子受命于天，臣下受命于天子，故周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、天王。

虽然王号在汉朝开始被立为第一等爵，但在复古周礼的鲜卑周国，王号恢复到了最古朴的使用方式，即统治者的尊号，因此从西魏文皇帝元宝炬驾崩后，后面的元钦、元廓未建年号而称元年，必要时沿用大统。

这是因为纪年的方式在古代分为两种，分别是【王号纪年】和【年号纪年】。

前者是汉朝之前的传统，以君王年数纪年，是更古的传统，而后者为汉武帝所创，两种纪年方式有着不同的政治意涵，对于非中原本地出身而兴起的胡人政权更是如此。

如前燕“慕容氏初兴，奉晋正朔”，但随着势力膨胀，已经可以挑战帝位，慕容皝便停止使用晋年号，以古者诸侯即位，各称元年，采用无年号纪年，从此不再奉晋正朔。

这里面就有了两层含义，一是推崇自己复古，意味着自己的发展脉络是和夏商周一脉相承的，而不进入汉魏晋的中原序列，不归中原人管了；二是将此时天下纷乱、列国争雄的局面比作春秋战国，群雄逐鹿，谁得之的问鼎——大家都是玩家，看谁笑到最后。

正是抱着摆脱汉晋传统叙事的念头，北周才从西魏文帝死后刻意不设置年号，以元年称呼，将自己塑造成继承周朝精神的新生代中原逐鹿者，所以不需要皇帝这个称号，王就已经是最高叙事体了。

王号纪年是周朝叙事，年号是汉朝叙事，而北魏追尊的第一位始祖是成皇帝拓跋毛，在位时间是六百年前，这个时间恰好是秦朝被灭亡的当口。

那么北魏追尊拓跋毛的意思就很明显了：秦朝灭亡，德行转移，我拓跋家也得到了天命，经过漫长的六百年发育，终于进来和汉晋的子孙们争夺正统了，从根子上全盘否定了秦朝后的所有中原统序。

而西魏脱胎于北魏，又重新启用王号纪年，意味着承认北魏早期的岁月史书，作为汉晋的敌人逐鹿中原，从这一点来说，周国才是真正的鲜卑之国，无论是法统还是血脉，都是纯纯粹粹的鲜卑人。

所以北周建立之初，宇文觉先是称天王、周公，而后建周、号为周天王，天王这个称呼对入侵中原的胡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政治吸引力，意味着拥有天命的王者，比一般的王多了一份春秋战国群雄逐鹿的合法性，可以脱离汉朝叙事自行其是。

也因此，虽然宇文毓为了加强皇权，恢复了皇帝的尊号，但王爵依旧是周国内部的政治红线，就和刘邦斩白马定非刘不王、王莽受封安汉公而后篡汉，使得曹操称公称王就是标准的篡位预备一样，是国家建立时就刻在骨髓里的政治契约。

而宇文护受亲信提醒，进爵为王，便是一脚踩在了这红线之上，如果结合他权臣的行为来看，毫无疑问是周帝狠狠用脑袋捶了他的脚，但仅看称王这个行为，其实和楚国自号楚王而不号天子是一样的，僭越了，但僭了一半。

放在一般臣子身上早有取死之道，但能惩处宇文护的只有宇文护自己，又有古法可依，宇文护也没自认天子，所以勉勉强强被说得过去——

说到底，还是宇文毓为了夺回权力，急躁地选择了在国家叙事上选取了皇帝这一部分，使得王代表天子的格局出现分差，变成皇帝代表天子，而王这一等爵就暴露在了宇文护等臣僚面前，给了宇文护占据“王位”而窃取部分“天王”命格的机会。

正因为是先帝先犯了错，所以宇文护对宇文宪兵变的反击是进爵为王，而宇文宪在法理上毫无办法，即便这暴露了宇文护称王而问周鼎的野心，皇帝和群臣也只能任其施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