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五十五章：文化复兴与思想争鸣(1/2)

首发：~第二百五十五章：文化复兴与思想争鸣

今年的北平城，春天来得特别早。才二月，北海的冰就化尽了。

前门外大街上，新开了三家书店。最大那家叫“新知书局”，橱窗里摆的书，有一半是用白话文写的。掌柜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，戴副圆眼镜，逢人就推荐：“看看这本《京华烟云》，写的是咱北平普通人家的事，不用文言，大白话，读着痛快！”

对面茶馆里，几个老学究摇头叹气。

“世风日下啊。”穿长衫的老先生抿了口茶，“《京华烟云》？这种俗物也配叫文学？老祖宗留下的文言雅言不学，尽弄些市井俚语。”

“何止这个。”另一个接话，“我听说南边上海，有画家把西洋油彩跟中国水墨混着用，画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！”

“还有更过分的——大学堂里，居然有教授讲什么‘天赋人权’，说什么君臣父子都可以批判。这、这成何体统！”

他们说话声不小，隔壁桌几个青年学生听见了，互相使个眼色。其中一个站起来，走到老学究桌前，鞠了一躬：“几位老先生，晚生冒昧。您说白话文俗，可《水浒》《三国》当初也是白话小说，如今不都成了经典？艺术创新，中西融合，未尝不是一条新路。”

老学究被噎得一愣，胡子直颤：“你、你哪个学堂的？”

“北大哲学系，黄宗羲学派门下。”青年微笑，“不过也读洛克、孟德斯鸠。”

这话一出，茶馆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。黄宗羲学派和欧洲启蒙思想——这可是如今思想界最热闹的两股潮流。

这场茶馆里的小争论，不过是整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。

变化是从报纸开始的。

起初那会儿，全国报纸不过百十来种。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一千三百种。北平的《晨报》《国民日报》，上海的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，广州的《南华日报》，每天印数都过万份。

报纸多了，声音就杂了。

三月的一天，《晨报》头版登了篇长文《论白话文之必然》。作者署名“适之”，文章写得犀利：“文言如锁链，禁锢思想。白话如流水，滋养心灵。文学不当为士大夫独享，当为贩夫走卒皆能读。”

第二天，《传统月刊》立刻反击，文章题目更直白：《白话文亡国论》：“舍雅言而就俚语，弃精华而取糟粕，此文化自戕之道也！”

两边打起笔仗，其他报纸纷纷加入。有支持白话的，有捍卫文言的，有主张“文言白话各得其宜”的。报纸销量蹭蹭涨，茶馆里天天有人为这个吵架。

就在这吵吵嚷嚷中，一本奇书悄悄上市了。

书名叫《金陵十二钗》，作者署名“雪芹先生”。书是白话写的，讲的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故事。文字细腻，人物鲜活，才上市半个月，就在北平文人圈里传开了。

“这书了不得！”新知书局的掌柜激动得眼镜直抖，“我进了五百本，三天卖光！赶紧加印！”

但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有人赞它“写尽世态人情”，有人骂它“诲淫诲盗”。最让保守派受不了的是，书里借人物之口，说了好些“离经叛道”的话——比如批判科举制度，质疑男女尊卑。

四月，国子监祭酒亲自撰文批评：“《金陵十二钗》文笔尚可，然思想有毒。作者似受西学蛊惑，书中多有悖逆之言。”

文章登在《传统月刊》上，没想到起了反效果——本来不知道这本书的人，都跑去买了。

艺术圈也在变。

北平美术学院今年办了场特别的画展。展厅左边挂传统山水花鸟，右边挂“中西合璧”的新作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《北平钟鼓楼》，用中国画的笔墨勾轮廓，却用西洋画的明暗光影表现立体感，远处还能看出焦点透视。

作者叫林风，二十八岁，留法回来的。

“胡闹！”开幕当天，一位前清老翰林指着画骂，“不中不西，非驴非马！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生动，你这算什么？匠气！”

林风也不生气，恭敬地说：“老先生，气韵生动我懂，但西洋画的写实技法，也能表现中国山水的神韵。为何不能试试？”

“试试？祖宗之法能乱试吗？”

两人争论时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有说林风“数典忘祖”的，也有说老翰林“固步自封”的。最后连记者都引来了。

第二天，好几家报纸报道了这场争论。《国民日报》的标题很有意思：“一幅画的争吵：中国艺术往何处去？”

音乐界也没闲着。上海租界里，华人音乐家组了个“新乐社”，尝试用二胡、琵琶演奏西方旋律，也给钢琴曲填上中国词。第一次公演时，台下坐了一半洋人，一半中国人。演完掌声雷动，但也有人拂袖而去：“玷污国乐！”

真正的思想战场，在大学和报刊上。

北大哲学系现在分了两派：一派尊黄宗羲，主张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，强调儒家的民本思想，但要革新；另一派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，讲天赋人权、社会契约、三权分立。

两派学生常在课堂上辩论。

“黄宗羲先生说‘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’，这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有何不同？”一个学生站起来问。

教授推推眼镜：“黄先生讲的是人性本私，但主张以天下公利制衡私欲。霍布斯则主张通过契约让渡权利给主权者。看似相似，实则不同。”

“那卢梭的‘人生而自由’呢？”另一个学生追问，“这与孟子‘性善论’可否相通？”

教授笑了：“这问题，你们该去问文学院的陈教授，他专门研究这个。”

陈教授叫陈寅，四十岁，留学过英国法国。他在《进步周刊》上开了专栏，每期介绍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，然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。专栏很受欢迎，但也招来不少骂声。

五月份那期，他写了篇《孟子与卢梭：中西自由观之比较》。文章一出，立刻被《传统月刊》批为“穿凿附会，曲解圣贤”。

批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国学大师、黄宗羲学派当代传人——钱穆斋老先生。

钱老先生七十多了，德高望重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：“西学东渐，泥沙俱下。年轻人好奇求新，可以理解。然若以夷变夏，抛弃根本，则如无根之木，必不久长。”

陈寅写了回应文章，语气恭敬但立场坚定：“学问之道，当兼收并蓄。中学有中学之长，西学有西学之优。若固守门户，拒新知于门外，才是真正断了根本。”

这一老一少的论战，持续了整整一个月。报纸销量又涨了一截，茶馆里天天有人讨论“钱陈之争”。连街头卖报的小孩都会喊：“看报看报！钱大师大战陈教授！中学西学谁更高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