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四十五章：工人运动与工会合法化(2/2)

首发：~第二百四十五章：工人运动与工会合法化

“儿臣查阅西国案例，工人结社维权，已成潮流。堵不如疏。可效仿西国‘工会’之制，许工人依法组织，推选代表与资方谈判。官府居中调解，定立规矩：譬如每日工时、最低工钱、工伤抚恤。如此，工人有申诉之途，资方有规则可循，官府免于疲于奔命。”

话音一落，保守派纷纷反对：“工会？那不就是拉帮结派！今日谈工钱，明日谈工时，后日是不是要分工厂了？”

杨振华抬手止住争论。他走到窗前，看着宫外北平城的炊烟，缓缓道：“朕记得，共和元年朕说过，‘民为邦本’。工人不是机器上的零件，是活生生的人，要吃要穿，要养家糊口。”

他转身：“传旨：一、即刻释放被捕工人领袖；二、准工人依法组织‘工会’，推选代表；三、由工部牵头，三个月内制定《劳动法》，先从纺织业试行八小时工作制、定最低工钱、立工伤赔偿章程；四、各府设‘劳资调解委员会’，官、资、工三方共议。”

保守派还要争，杨振华斩钉截铁：“此事不必再议。记住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今日给工人一条活路，就是给朝廷一条生路。”

圣旨传到上海，永昌厂门口跪倒一片。陈永年捧着诏书，手直抖：“朝廷……朝廷给咱们做主了！”

钱老板们却炸了锅。十几家工厂主联名上书：“八小时工作制？那产量减三成！最低工钱？成本增两成！这么一算，咱们的布还怎么跟洋布争？”

工部派来的调解委员会到了上海。主事的是个中年官员，叫李文远，是徐光启的门生。他把工人代表、资方代表请到道台衙门，摊开账本：

“钱老板，你说成本高。那我问你：工人十二个时辰连轴转，出错多、次品多，这损失算不算？工人累病了、出工伤，你要重新招工培训，这成本算不算？如今工人怨气冲天，动不动砸机器罢工，这损失又算不算？”

钱老板语塞。

李文远又对工人代表说：“陈兄弟，你们要求加薪，合理。可也要体谅厂子难处。洋布压价，若是咱们的布贵了，卖不动，厂子倒了，大家都没饭吃。可否这样：工钱先加一成，工时先试十小时。待厂子效益好了，再加再加？”

谈判谈了七天七夜。最终定下：纺织业试行每日十小时工作制（比十二小时少，但未达八小时），最低月薪三两五钱（比三两多，未达工人要求的四两），工伤医药费厂方全包，致残者一次赔偿五十两。

工人们虽然没完全满足，但有了指望。陈永年对大伙说：“有了这第一步，就有第二步。咱们成立了工会，以后就能一直谈下去。”

共和七十七年六月，《劳动法（试行）》颁布。同年十月，在工会推动下，纺织业真的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——因为工人们发明了“三班倒”：机器不停，人分三班，每班八小时。产量没减，工人还多了。

钱老板起初不信，试行三个月一算账，愣住了：因为工人精神好、出错少，次品率降了两成；因为有了工伤赔偿，工人干活更小心，事故少了三成；更奇的是，工人们自发改良操作，效率竟提了一成。

“这……这还真能双赢？”他摸着脑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但更多工厂主不服。有背景硬的，偷偷贿赂地方官，对《劳动法》阳奉阴违。有脑子活的，开始转移产业——南洋的暹罗、爪哇，工钱只要中国的一半，还没这么多规矩。

共和七十八年，《工会法》正式颁布。陈永年成了上海纺织工会第一任**，领朝廷发的俸禄，专职为工人维权。他第一次走进永昌厂谈判时，钱老板脸色铁青，可还是得客客气气泡茶。

李秀英的生活慢慢好了些。工钱加到四两，每天能赶在天黑前回家，给丈夫熬药，陪孩子识字。有次女儿问她：“娘，你为啥不去厂里闹了？”

她摸着女儿的头：“因为现在有了‘法’，有了‘会’。娘不用闹，也能说上话了。”

但事情总有另一面。

那年秋天，继华巡视广州。珠江边原本有三十多家纺纱厂，如今关了八家。留下的厂主诉苦：“殿下，不是咱们不想干。可如今工钱涨了，工时短了，成本实在扛不住。您看林老板，把厂子迁到暹罗去了，那边工钱只有咱们一半。”

更棘手的是外资。英国商人开的“怡和纺纱厂”，根本不理会《劳动法》，照样十二小时工作制。地方官去交涉，英国领事一句话顶回来：“这是租界，按我国法律。”

杨振华得知后，在御书房对继华说：“看到没？劳资矛盾，不单是国内事，还牵扯中外竞争。咱们的厂子若成本太高，斗不过洋厂，最终还是工人吃亏。”

“那该如何？”

“两手都要硬。”杨振华目光深远，“对内，继续完善劳工保障，但也要帮工厂提技术、降成本。对外，要逐步收回治权，让洋厂也守咱们的规矩。这条路很长，但必须走。”

窗外秋风起，吹动满园落叶。这个正在巨变中的国度，刚刚平息了一场工潮，却又迎来新的挑战。工人们有了工会，资方有了不满，资本开始外流，洋商虎视眈眈。

但无论如何，那三万工人聚集在上海街头的画面，那场差点流更多血的冲突，终究通过一纸法律、一种制度，被纳入了轨道。虽然前路依然坎坷，虽然平衡永远艰难，但至少，这个国家开始学着用规矩而不是棍棒，去应对工业化带来的全新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