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99章：财政基础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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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山的雪，下下停停，转眼已是深冬。

院子深处依然寂静。

朝堂内外的明争暗斗，边疆的“羁縻升级”，七大产业的暗流涌动，基层工棚的低声絮语，技术改良的扳手与齿轮......所有这些惊心动魄或悄无声息的变革，似乎都被那高高的宫墙和西山的风雪，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。

然而，时代的浪潮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沉睡而停歇，新的面孔，新的声音，开始出现。

率先高调推出新一代旗帜的，是风头正劲的启蒙会。

在一个精心策划的、名为“青年与国是”的论坛上，一位身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、戴着金丝边眼镜、气质儒雅中透着锐气的年轻人出现。

这是徐宗衍，前些年蒙朝廷选派，赴欧罗巴红袍英督府留学。

二十七岁，徐渭仁长子。

不同于其父的深沉内敛，他显得更加自信、开朗，带着海外归来的作风。

随后几日，他的名字和照片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，海外红袍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头衔、在英督府参与财政革新的“宝贵经验”、以及数篇发表在海外知名学术的论文题目，被反复提及。

很快，启蒙会控制的《经济评论》杂志，以特刊形式全文发表了徐宗衍的归国“献礼”之作。

《渐进现代化的财政基础》。

这篇数万字的长文，旁征博引欧罗巴诸国及中原的经济发展史，运用大量数据和模型，系统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。

红袍的现代化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必须遵循“历史阶段论”和“积累渐进原则”。

文章主张，未来三十年内，朝廷的核心任务应是“奠定坚实的财政与资本基础”，具体路径包括。

集中资源发展“先导产业”，即启蒙会划定的七项战略产业，通过“合理有序”的税收与金融政策引导民间资本流向，在保持“社会基本稳定”的前提下“逐步优化”劳资关系与分配结构。

最终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，“平稳、可控、无震荡”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“制度演进”。

文章一出，在知识界、财经界引起不小轰动。

支持启蒙会者盛赞其“高瞻远瞩”、“脚踏实地”、“符合国情”。

质疑者则认为其“过于保守”、“漠视民生疾苦”、“实则为既得利益集团张目”。

但无论如何，徐宗衍这个名字，以及他所代表的“理性”、“秩序”、“渐进”的启蒙会青年一代理念，迅速进入了公众视野。

徐渭仁对其子的栽培与提携之意，昭然若揭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在远离聚光灯的另一端，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字，开始在工人聚集的棚户区、烟雾缭绕的矿工“锅伙”、以及复社内部的通信中流传。

赵铁生。

赵铁生，三十二岁，北直隶开滦煤矿矿工出身。

与徐宗衍的斯文儒雅不同，他身材粗壮，皮肤黝黑粗糙，双手骨节粗大布满老茧，左颊有一道下井时被碎石划破留下的浅疤。

他学历不算太高，让他崭露头角的，不是论文，而是一次惨剧。